“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 　　

　　

　　“天人合一”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代表人物身上有不同的含义。 　　

　　

　　 　　

　　

　　“天人合一”思想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品格和哲学趣味。 　　

　　

　　自宋代大学者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以来，“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感应”、“天人相通”、“天人相分”等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谱系。 　　

　　

　　在与西方哲学的碰撞过程中，‘天人合一’被西方学者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除了自然的意义，中国哲学中的“天”还包含伦理、统治和正义的意义。 　　

　　

　　然而，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任何领域或学科都试图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结合和讨论，导致大众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变得复杂和琐碎，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丰富和泛化的发展趋势。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早期，天、地、人是分离的，不是混合的，天地之间的交流要经过中介。据说古代有统治者命专人管百姓之事，杜绝天地交流，互不谩骂，以恢复旧伦理。 　　

　　

　　可见，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割裂的，这也是公权力干涉原始宗教的最早说法，通达天道的手段逐渐成为排他性权力的表现。 　　

　　

　　夏商周时期，随着部落的扩张和合并，国家的形态开始出现。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国王被要求尊重天道，行为端正，这样国家才能繁荣，反之亦然。 　　

　　

　　《尚书》年，夏商周改朝换代，新政权需要有理有据的说辞来支撑其合法性，赢得民心。例如，当商汤攻击夏杰时，他说： 　　

　　

　　‘王跃360’夏天多罪，命运弄死他。夏心虚，畏神，不敢不诚。尔宓尚对一个人来说，是对上天的惩罚。 　　

　　

　　也就是说，夏杰犯了罪，所以我是奉上天之命去商汤讨伐你，而不是敢去征服。 　　

　　

　　周推翻的时候说：‘今天商朝国王接受了。他崇拜上天，给人们带来灾难。申英敢为暴虐，罪人取族，官取天下，但宫、台、池、奢役毁了二万姓。神震怒，命我考文，苏江天威，大勋未立。‘天以民为荣，民为所欲为。’。 　　

　　

　　'不敬天而祸于民，改朝换代促使周人反思，说'天不可信'，'天难夺，君不易'，天意不恒。可见‘凡极敬天之言，皆是对殷人或其旧诸侯国之言，疑天之言，皆是周人对自己之言。’ 　　

　　

　　 　　

　　

　　所以命运的无常是新政权统治的目的，以至于更加重视人事来维持秩序。为此，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和‘保民’的思想，即尊天有德，使神灵成为国家的最高神，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天道对德人的偏爱，逐渐剥离了原始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开启了天道的道德意义。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百家争鸣’是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标签。 　　

　　

　　在这个时期，人们相信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内在的根源，可以超越个人和世界 　　

　　

　　礼的本质在于仁，仁贯穿一切美德。只有依靠'仁'的训诫，在个人德行修养上布施大众，才能充分认识到性善的本质，达到圣人的境界，从而超越个人德行，体察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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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时代，天命不是在君主的专利，人都受天命的制约，天要求人要有道德，人便要有责任达到天的要求。

　　

达到天人关系的这种义务和责任就是从"礼"出发，建立关系。

　　

而为何有仁，如何体察仁？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将人有良心善行归结为天，他认为仁义礼智本是天的给予，得之失之都在于个人的取舍，因此你要获得最高的"德"就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即是说努力向内寻求自己的本性，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便可了解天的德性、天的义理，保持并发展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如何发展这四心？关键在于"诚"，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也就是说，天道、人道之间的本质都是诚，至诚乃不欺，不自欺、不欺人、不被欺。

　　

因此，作为被天本来所给予的性，人与"天"（即超越世界）的主要联系靠"心"，只要尽心、知性、思诚便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时期的天人关系是试图通过模仿天地之德性来达到个体内部德性的超越，从而获得对人事的指导，论证人道的合理性。

　　

知道天的所作所为、知道人的所作所为的人也就达到极致了，越深入自身越能超越，推天道以明人事，要求人的站立坐行都自觉遵循"天"的德性和规则，"天人合一"便是最高的伦理，这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极重的伦理化色彩。

　　

道家则认为自然界有自身发展的轨迹，其中尤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的产生，老子认为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道先于天地之前而存在，独立而始终如一，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无形无状、恍恍惚惚，是宇宙中的唯一存在。

　　

道是世间最大的，其次是天、地、人，因此天、地、人、道四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即使是"天"也要遵循"道"而运行，这里的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而然。

　　

　　

老子认为只有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才能完全幸福与自由，他们甚至认为文化不但不是让自然状态改进，反而是文明或文化的堕落。

　　

"道"的丧失才会产生所谓的仁义理智，只有在大道荒废、国家混乱、家庭不睦的情况下仁义礼法才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应该废止仁义礼信才能真正充满道德、仁义，任其自然而然，也就是老子主张的"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让天地万物遵循自己的本性去生长，不作任何干预。

　　

　　

庄子更是将这一思想推向更高级的精神层面，他甚至认为身非我们所有，生非我们所能，都不过是天地给予，《庄子外篇》提到"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顺也"，他表明即使是我们不证自明的精神其实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你仅仅能在当下一念间，关注到什么就拥有到什么，我们只是凭借当下的感受去认知世界，我们的身体是天地赋予的形体而已，赋予我们生命之气，赋予我们人之属性，而我们人并不知道生命之"所住"，不知道生命所依托的本质是什么。而生命在天地中又凭借自然造化而行，故此"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人本是同一的，礼乐文化、学识智慧等阻碍了本为一体的天人通道。

　　

　　

当然，这一时期还有"天道远，人道迩"及"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相分思想，它们否定"天"和"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性，因此规定"天"的涵义界定，认为"天"遥不可及，天人之间各有各的本分，"天"不会对人事进行干预，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就可以了，人的主体性得以凸现，"礼"便理所当然成为人作为行为主体行事的依据和规范。"天"的自然性和神性区别开来，但天的神性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天""人"之间的疏远反而让天的神圣性得以加强，"天"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

　　

总之，不管这一时期的"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天"的意义都得以达成内部超越。

　　

直到现在，人们捉急的时候，常常会喊："天呢！"

　　

这其实就是人的一种下意识的呼天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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